之所以给标题中的“作者”打上引号，是我意识到，AI正在给我们习以为常的“作者”观念带来巨大的挑战。
今年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人们惊讶地发现，它不仅在一般的对话中文采斐然，还能按照指令生成有模有样的文学文本，这方面的表现远超豆包、Kimi等其他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chatbot），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已经有学者和作家尝试用DeepSeek写作旧体诗词或网络小说，效果可谓惊艳。可以想象，人机协同的写作方式未来将成为文学创作当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不仅会冲击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的既有理念与模式，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首要的便是：我们如何理解和界定人机协同所生成的文本的“作者”？
事实上，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作者”观念也是一项现代的发明。文学作品是具体的、富于创造性的个人精神劳动的产品，它的价值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如版权）应完全归属于这个特定的“作者”，这样的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大致诞生于十八世纪的欧洲，背后是浪漫主义对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弘扬、印刷文化和出版市场的发展等一系列因素（参见金雯《作者的诞生》，《读书》2015年第2期）。在此之前，作者身份没有那么重要。史诗、传奇和悲剧无须了解其作者，仍旧广泛流传，众口称颂。它们即便被归到某位“作者”（如荷马）名下，也不会被认为是其个人创造力的产物。而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即已确立了圣人通过撰述经典来阐明和传递“道”的作者观念，诗文创作亦深受其影响，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作者”相去甚远。至于戏曲小说领域，作者问题更加模糊不定，所谓作者往往不过是编次、整理乃至改写既有的文本，读者亦不关心它们的“原创性”（参见孙康宜《中国文学作者原论》，《中国文学学报》2016年第7期）。
到了晚清以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作者”观念才传入中国。即便如此，许多通俗小说的“作者”仍旧是流动多变的，显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影响。他们变换笔名，甚至假托他人，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说是某种公共知识和情感的载体，诉诸读者的也是公共性的经验，作者个人的独特思考和创造性反而显得无足轻重。这也与通俗小说作为某种文化商品的自我定位有关，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下，作者会根据读者的趣味和需要及时反馈和调整，修改增删自己的作品，如张恨水对《啼笑因缘》的续写便是一例，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将这些小说看作作者与读者互动的产物，读者也参与到创作当中。中国通俗小说的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延展到当代网络文学的创作当中。网络这一新兴媒介破除了印刷文本的发表门槛，多个作者（读者）通过网上互动参与写作在线连载的网络小说成为常态，从而催生出超长篇类型化小说这一中国独有的网络文学门类（参见许苗苗《作者的变迁与新媒介时代的新文学诉求》，《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然而，AI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变化并不止于此。AI大语言模型所调用的数据和语料确实来自以往人类创作的文本，但在使用者的提示和算法的推荐下，它们被重新拼接和组合，往往能生成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文本，哪怕只是一些碎片化的细节，一些片断的新颖的意象和比喻。仅从文学品质上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们也表现出某种“创造性”，这让人不由得怀疑，作为现代作者观念之核心的“创造性”，真的是独属于人类的么？在我看来，这是对现代作者观念的最深刻的挑战与冲击。
从读者的角度说，如果AI达到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按读者的需要来定制某种特定风格的文本。如果我钟爱加缪的作品，读完他的全部著作仍旧感到不过瘾，那么不妨将《加缪全集》“喂”给AI，再按照我的特定需求（题材、文类等，甚至可以提供故事框架）来生成加缪式的文本（甚至可以细化到加缪早期或晚期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归到加缪名下，但显然也不是我或AI的创造，而是过往的加缪作品、AI算法和我本人的指令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有“作者”么？如果它不只是满足我个人的阅读需要，而被分享到公共的文学场域中流通，它的文学性和“作者”问题都会凸显出来，成为文学理论家无法回避的新的文学现象。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或许会对福柯在他那篇著名的《什么是作者？》（1969）中提出的洞见有更深刻的领会。福柯对十八世纪以降的现代作者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提出了“作者功能”的概念，他指出：“作者的功能就是刻画出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在、流通和运作的特征”，“它是一套复杂的运作的结果，这些运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我们称之为作者的那个理性实体”（见普雷齐奥西主编《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300页），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不能等同于历史中具体的人，而是一系列话语和制度运作的产物。人机协同写作的时代必将到来，新的“作者”观念及相应的话语和制度安排也会应运而生，这将在整个文学场（包括创作、批评、研究和教育等一系列实践）中，以至在伦理和法律层面造成何种影响和后果，我们可能现在就要去思考并做好准备。
未来有一天，公认的最杰出的当代文学作品，可能都有AI的参与，都是人机协同写作的结果。我相信，个体的人仍旧会在这样的创作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和界定他（她）的“作者”身份。然而，这样的作品跟此前完全由个人创作的文学经典读起来会有差别么？但愿到那时，我们尚未失去辨别这种差异的细腻的感受力。套用孟子的话，“人之所以异于AI者几希”，这“几希”之“异”也许映照出的是人类不那么聪明和完美的一面，但愿到那时，我们仍旧对“人”之所以为“人”葆有最初的敬重与爱惜之心。
1759年，英国诗人爱德华·杨格发表了《试论独创性作品》一文，这是标志着现代作者观念诞生的一篇经典文献。杨格在文章中热情地为人自身的“独创性”辩护，当时他面对的是西方文学中极为深厚的模仿古人的传统。杨格承认模仿者可能会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而独创者只能依仗自己平平的天资，他如此鼓励后者：“要这样尊重你自己，宁可要自己头脑的土产品，而不要最华贵的舶来品，这类借来的财富使我们贫困。”（锡德尼、杨格《为诗辩护 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在未来的AI时代，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类似的而又颠倒过来的情境，善用AI的作家或许会在技术的加持下写出更精彩的作品，然而我相信仍会有无数的“普通作者”，以质朴的、完全植根于个人经验的写作，默默守护着人的古典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