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美国音乐人Taryn Southern发布了唱片“I AM AI”，其中有首民谣风格的歌曲《Break Free》让人印象深刻——宏大、充满情感，有点《夺宝奇兵》的意思，好像能看到夕阳金灿灿的光芒洒在主角自信的面庞上，说它是约翰·威廉姆斯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写的歌，应该也没有人会反驳。作为首张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和制作的专辑，这首歌的流行标志着音乐领域的重要突破，越来越多的创新的方式被应用于音乐工业场景之中。
2023年的今天，人工智能如今或许已经超越了数据模拟器和分析听众喜好的“建模机器”的范畴，成为了创作音乐的最新方法，新媒体虚拟演出介入，让迈克尔·杰克逊和邓丽君的音容笑貌“真实”地浮上舞台，已经消逝的“时代之音”再次重回听众视线。
相较于传统的音乐创作模式，科技参与创作是否是这个时代的“音乐模型”对上个时代“音乐现场”的反抗？是否是当下艺术家和内容创作者共同探索内容新路径的机会？“走心”的音乐的演出与歌迷面对面的互动，在当下还那么重要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李延亮、张彧和王文博三位音乐人。他们分别经历了中国摇滚乐现场演出从贫瘠到高峰，再逐渐平缓的过程。同时，作为中国较早使用电脑DIY音乐以及做音乐跨界现场演出的音乐家，他们也经历了中国音乐制作从简单到逐渐跨界化、科技化的现实处境。在李延亮、张彧和王文博眼里，如今乐将由谁而作，而歌将为谁而歌？
李延亮：内心流淌的，无法被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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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的时候李延亮在直播，这是他2019年才开始的习惯。歌迷们在直播间里打趣，让“亮哥站起来看看皮衣帅不帅”。在李延亮看来：“歌迷比我小一轮，三四十岁为主”，与歌迷交流其实是大家情绪的互相转换，能碰撞出一些能量。
作为吉他手与音乐制作人，李延亮及同期的谢天笑、许巍等音乐人，度过了千禧年中国音乐市场以“爆发”和“求索”为主的蓬勃摇滚时刻。早在2001年，李延亮便操刀DIY了唱片《火星滑雪场》，封面上的他粉衬衫、小皮衣，加上如今已经成为他的符号之一的墨镜，为乐迷带来了梦幻的《深海美人鱼》《时间水果》及《永世降临我不悲伤》。有乐迷跨越二十年评论这张唱片“激流勇进”，说他“情感厚实，直入心肺”。
李延亮将当时的创作情绪称之为“与时代的共振”。“我们上一个时代的人振幅正好跟时代产物摇滚乐频段接近，精神上的同频共振让我更有能量，如同现在大家的共振的波是电子乐。”而谈到跨越时代的经典，李延亮回答：“如果谁的音乐跨越四、五个时代，就是如有神助的音乐家。
约翰·列侬、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伟大的音乐家让大家在他们的振幅下活着，是时代的精神食粮。”“我有点社恐”，李延亮戴着口罩，“很漫长的时光内，聚光灯对我都是致命的。还好我在演奏时可以是‘无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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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还有音乐作为交流的媒介，让李延亮在弹奏的时候如同拥有第三人的视角，看着自己的手指活动，看着自己的琴声流淌。他把这种状态称之为“使命感”——“使用你的生命、掏心掏肺，更全息的表达”。最近他看到了美国KISS乐队巡演的采访，六、七十岁、身材发福的乐队成员，依旧画着和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妆，为世界各地赶来观看他们演出的观众表演。以前演出李延亮似乎更看重的是自我的倾泻、情感的表达，经过四、五年的调整，他意识到了与乐迷的交流与“共同欢乐”的意义。
“泰勒·斯威夫特在采访里说，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演唱会上歌迷想听这首歌，她依然会为他们唱，因为歌迷需要她。我从中也受到了启示。乐迷在你的音乐里得到了能量，他们来现场演出其实是来回馈你的，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以前很多乐迷在微博上和李延亮说，能不能唱《救赎之旅》。上个月巡演，李延亮和其他乐手在最后的安可部分和许巍一起演出了《救赎之旅》，最后一个音符一落下，底下乐迷说“这太好听了”。李延亮想：“行，我们彼此都满足了。”把生活和音乐连接到一起，把生命变成素材。而随着人工智能及新媒体虚拟演出的介入，我们是否还能不谈过去未来，就在当下回应彼此？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这音乐现场的特殊魅力？
《时装男士》对话李延亮：
《时装男士》：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已故音乐家迈克尔·杰克逊也重新登上了舞台。作为粉丝您会去现场看吗？
李延亮：我不大有兴趣去现场看。对我来说他（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没走。生前的他就以影像的形式在我身旁。
而说到人工智能技术参与的演唱会，瑞典传奇天团ABBA去年在英国开了四场虚拟演唱会，即时乐队四个成员都走了，这个演唱会也会一直留下。现阶段他们要是出了新歌，依旧需要绑上动作捕捉的东西演一遍，把细节都捕捉好，然后再去呈现，但是他们技术说了，再往下就不用他们生成新的歌或者表演形式了。很多人去现场看，说超乎想象，比真的还真。人走了，演唱会永远活在了地球上，可以一直在那延续。
《时装男士》：有想过以这样的形式留下作品吗？
李延亮：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的事。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很热爱音乐的人，但是我没有执念，音乐也是这样的，来就来了，去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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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男士》：您是中国较早使用电脑DIY音乐的一批音乐家，2001的唱片《火星滑雪场》就是用电脑完成的。您现在是否还考虑将新的技术和科技融入到音乐创作或演出中？
李延亮：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每个团队都已经离不开电脑了。形式上来说，或许电脑也好科技也好，它们把事情变简单了，但是同时又把事情变复杂了，“科技”依附于太多条件。比如现在整个演唱会音频、视频、灯光、特技特效，同步靠一台电脑带动的，简单来说如果没电了，演出怎么办？
内容上来说，很多音乐人在抖音上直接用人工智能生成一段旋律，或者给自己的视频配乐。人工智能现在可能能做的是收集和量化数据。大脑里的东西（数据）有限，但是人心是无限的。从内心走出来的东西，是无法被数据化的。
《时装男士》：人工智能在音乐领域，并没有引发创作者特别大的职业担忧（如取代人类音乐人）？
李延亮：我们会担心人工智能代替人类，但其实也有些能超越的方法。比如说你走心不就完了吗？走心灵之路，别走大脑。走大脑它（人工智能）都给你走完了，它走了13亿人的大脑。但是心它不知道，所以心需要“透”，需要被“唤醒”。
音乐、电影……所有的艺术都有这个功能。比如斯皮尔伯格导演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幕，这么多年我每次看到都会流泪。机器人小男孩梦幻般地回到了家，这是走心的艺术才能做到的“大而化小”。我流泪不是说一个机器人的诉求或者他的心愿达成了，而是我看到所有人类的星辰大海般的归宿，我们都走在寻找和归家的路上。
《时装男士》：回顾职业生涯，您觉得什么东西是最能代表您的，或者说是您觉得您希望什么能成为代表您的东西？
李延亮：有爱的灵魂。我希望用音乐也好，用什么也好，我不管以什么方式小小地照亮了一下身边的人，因为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一点点，就OK了。
张彧：最好的音乐，有时候只是简单的几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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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很酷的”创新型音乐人，张彧比较像大众刻板印象里的文艺青年，每天早上起床磨咖啡，照看养了很多年的红龙鱼“小五”。从2009年与音乐人谢天笑相识，六年后一起做摇滚和古典乐跨界现场演出，后加入许巍蓝团，到今年《乐队的夏天3》中与李延亮、麻园诗人乐队同台重述《晚安》，张彧似乎一直在重新解构音乐现场的可听模式。
张彧喜欢英式的乐队，谈起Radiohead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演出双眼发光：“那场演唱会全程鼓就没停过，把每一首歌的鼓都串在了一起，改编得有了点电子风格，没有用传统的演奏方式。”在张彧看来，如今摇滚可融合的东西太多了，细分也很多，比起两千年初时候演奏风格融合的“电子民乐”， 现在更多的是文化融合。
张彧从小学古典乐，直到上小学之后才开始听到中国本土摇滚乐：崔健、何勇等等早期摇滚歌手，他和所有那个时代的乐迷一样在音像店“驻守”，就为了等一张最新的磁带或是CD。后来通过与张铁一起为肖央的一部戏做音乐制作，他认识了音乐人谢天笑，2015年，如何在现场演出中让摇滚乐和古典乐真正产生化学反应，变成一个整体，成为了他和谢天笑的课题。“那时候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金属乐本来就和古典乐同源融合得很好，但是古典乐融合独立摇滚不就一样了，需要一点想象力。”
作曲是自我的求索，在脑海里把所有“声音”在脑子里“想”起来，让它们根据想象力“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尝试；而现场演出上，有许多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乐器的扩声方式不同，如何在同一个台上不互相影响，还都能体现乐器的独特性，如何让玩电声的几个乐手跟交响乐能互相听清，都是需要反复实践的。“当时我就在想，其实我应该把它简单化去考虑，（交响乐团）就是一台乐器，只不过平时弹键盘我是用手在演奏。那个时候在现场做“指挥”，我是在用指挥棒来演奏一个更大型的乐器而已。”
和很多音乐人一样，比起录音，他更喜欢现场演出。“因为录音的时候我是在做制作人，就得特别冷静的用特感性的情感去面对音乐，现场你只要是把自己扔出来，然后站到天空看着自己尽情流淌出去就好。”他谈到自己前段时间巡演时从舞台上摔下来，“胸口还留着个脚印”但仍然期待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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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男士》对话张彧：
时装男士：现在很多制作人会用人工智能音乐软件，把一些比较简单的活交给人工智能去做。您会考虑用人工智能来做音乐吗？
张彧：我试过那个东西倒挺好玩的。在我看来用人工智能还是看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功能性的音乐，你恨不得对着软件咣咣几下按了就出，挺好玩的。当做“制作游戏”可以，但是我设想如果是我做我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做我合作的，比如乐队作品，我应该不会用这个东西，没必要。
时装男士：为什么在相对“正式”的制作中不会使用人工智能？
张彧：因为人工智能软件做出的“作品”它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雷同性。大家玩出来的作品都差不多，换另外一个人，用类似的方式玩出来也是那味道，只不过可能细节不一样。而且所有所谓的人工智能音乐，源头也是由人——程序员及音乐人们去设计的，并不存在无中生有，并没有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意识”，技术奇点还没有到，如今的一切人工智能音乐都是算法。
时装男士：那如果技术奇点已经来临，在您眼里未来科技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日常生活？
张彧：这个话题好大。在这个话题的框架下，我们先说音乐吧。音乐很神奇，它不受维度、不受重力、不受物理法则约束，你说它是意识，是一种传统的思维空间，它都是成立的，开句玩笑，现在要按量子力学来说，意识还决定物质。没准大家又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人”，由于共同的集体潜意识而喜欢“同一首歌”。毕竟现在没有人能描述音乐为什么好听，但世界上存在大部分人觉得好听的音乐。
时装男士：在未来您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技术在其中占据多少份额？
张彧：我还是希望能做出让乐迷听到的瞬间抽离出现实，能感到快乐的音乐。哪怕仅仅只抽离出三分钟就挺好的。我现在不想做较劲的音乐了。小时候会追求技术，追求高度，但其实无所谓。最好的音乐有时候只是简单的几个音，靠你自己的情感能量注入那几个音符，感动听众， 才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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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博：是花儿就要回到土里，再重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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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载入中国摇滚史的代表乐队，花儿乐队曾经用最年轻的音符，给世界带来属于未来的声音。作为花儿乐队的前鼓手与现主唱，王文博一直在尝试摸索出适合当下花儿生长的新的花圃与土地。
乐队的土壤便是乐迷。他还是渴望着和乐迷的直接交流，比如演出时能跑到观众席里面和观众一起欢乐。为了完成这种“渴望”，在彩排的时候，乐队会根据作品本身进行设计，“你跑下去以后能不能唱好，会不会气喘吁吁的？互动太多的话是不是需要注意不要打乱歌曲本身的表达？”
十月在拉萨演出时突逢暴雨，吉他贝斯在雨中全坏了，“只剩电脑、一架鼓和麦克风出声。”彼时王文博演唱的是今年花儿乐队的新作《结伴同行》，一往无前沉浸在路上的当下，风雨越大越要放声唱，这就是结伴同行的意义。“像小时候的胡同里，课间休息的时间里，没有牵绊，尽情享受！大家用尽浑身力气，只为胡说八道，追跑打闹。在这首歌里忘记时间，大家一起忘乎所以的尽兴几分钟。”
“音乐是开放的，要多尝试那些新的东西。” 他谈到自己想要科幻游戏《赛博朋克2077》里的仿生骨骼，可以飞跃而起；谈到当下音乐现场表达中，心理上很含蓄，但其实本质上仍然有年轻的叛逆，时代的声音依 旧在和当下的不解与困惑对抗。 带着困惑，我们该如何面对当下的音乐演出与未来的音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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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男士》对话王文博：
时装男士：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已经可以让一个已故的音乐人重新登上舞台。您怎么看待这种现场演出形式？
王文博： 挺好，有些经典还是需要纪念一下的。我也会这样，像前一阵子发行的《我们》这首歌曲就是怀念我们乐队以前的日子的。让怀旧能具象化一些。不过我觉得偶尔心里过一下就行了。我们目前还用不上这种科技，毕竟人还在嘛（笑）。生活不还是得往前走么，这么好的科技不抓紧时间利用干点儿能让自己创造未来的事吗？当我老的动不了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可不希望回忆的都是别人的人生多么精彩。
时装男士：说到未来的事情，您对未来的音乐有何看法，如何确保您的作品在音乐市场上与众不同？
王文博： 我们现在还属于尝试阶段，或者说摸索阶段，就是正在找属于自己的独特点。因为毕竟我不是歌手出身， 我的人生这四十年，转过至少得有四、五个乐器，小时候弹钢琴，后来弹过两年吉他、打鼓，现在又唱歌。像很多从小就是歌手的人，他们唱歌的音色也属于他们自己这么长时间摸索出来的独特音色，我也正在练习修炼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音色，包括我的音乐想表达什么，配上这个音色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时装男士：当下的音乐人似乎都是“多栖发展”。对您来说，音乐制作的各个环节，如作曲、演奏家、演唱者与制作人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方面？
王文博： 我是乐队成员之一，所以我觉得说乐队成员的话，最重要的应该先是沟通，统一思想。制作人也是一样，要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了以后，每个人为了共同的目的。比如说我作为词曲创作者，我大概编了个小样，想表达什么？因为我没有制作人那么多专业和对音色的把控那么见多识广，所以大家互相配合一起来完成它，一起完成我们想要能达到的歌曲状态。
时装男士：您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在音乐制作中的位置，以及怎么看待人工智能生成音乐与当下我们正在听的音乐？
王文博： 我觉得不冲突，各花入各眼。但我觉得人工智能音乐好的地方在于，它能把“所有的音乐”的门槛拉宽维度。现在不光是只有专业的音乐人可以做音乐了。会玩人工智能的人也可以尝试制作音乐，让音乐市场更加多样化，更加繁荣。让喜欢音乐但是没有专业学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尝试玩耍。让那些学习音乐、研究音乐、有想法的音乐的人能更充分的展现个性。
时装男士：您会考虑用AI辅助你的音乐创作吗？
王文博： 现在还没有，但将来也许会尝试。我在网上研究了一些软件，好像纯做音乐这块，有可能输入几种音色需求，比如说女声，比如说萨克斯，就能生成相应的“音乐”。人工智能音乐的能量挺大的，它甚至有很多用的那些东西我根本想象不到，它聚集了全球音乐大师的想法，可以给创作者带来不同的灵感。虽然现在还不能给我特别直观的、我想要的“未来感”。
时装男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对未来感感兴趣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王文博： 其实我对“未来感”的底层核心逻辑就是希望活的时间长一点，渴望身体的纯物理上的变化，当然是一种“渴望”。就现在我的创作对我来讲还是不够新，所以我渴望稍微地拼出点有意思的玩意。像科学家研究培育一个什么东西那样，也不知道会结什么样的果。但至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着对这件事情和这个时代的新鲜感。
明年的话，毕竟是做乐队，我觉得Livehouse还是挺接地气的，我觉得是花儿的话你得回草里、回土里重新生长一圈。想多在Livehouse里有些演出。
时装男士：要是让您向我们的读者，也就是有可能是未来的歌迷问两个问题，您会最想问什么？
王文博： 你还有像小时候一样对一件人事物那么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吗？如果有，你敢行动吗？—这就是我的两个问题，可能也是我想问未来的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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