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末，谈起人口问题，梁建章依旧兴致勃勃。
从复旦少年班到硅谷打拼再到归国创业，梁建章和同辈中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持续十余年对人口问题，科学、严谨的研究。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很难说人口、创新等问题研究和携程，哪件事情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更大。但可以确认的是，梁建章对于中国人口问题，依旧在思考，试图能更全面地推演出种种指数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在交流中他对《新浪蜂鸟》表示，AI时代并非不需要劳动力，创新力也并不只体现在创新上，更是一种抵御风险的能力。防止被其他大国卡脖子的背后，是国家规模，也就是国家的人口。
《新浪蜂鸟》（以下简称《新》）：作为企业家，是什么契机让您如此关注人口问题？您个人在人口增长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和研究？
梁建章（以下简称 “梁”）：其实关注这个问题已经有十几年了，无论是之前去斯坦福读博，还是在北大教了一年多的经济学课程，主要研究的方向都是人口与经济方面的。
很早就察觉到中国人口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个时候还在实行一胎制，中国人口已经出现生育率较低的问题，生育率TFR数值已经达到1.5-1.6的水平，（ 一般来讲生育率数值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一旦生育率低于1.5，则意味着跌破警戒线。
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见了中国未来会出现更大的人口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我过去十几年也写了很多文章和书籍来说明中国未来有关人口的政策需要调整。
《新》：目前AI的势头正猛，许多的工作岗位会被AI所取代，我们现在真的还需要那么多人吗？人口减少是怎样影响经济的？
梁：创新力是一大方面，AI时代，我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创新力会不会受到影响，而不是需不需要劳动力。AI会取代许多机械化、重复性的工作，人类就会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多创新性的工作。未来人类要么就是智能工具的创造者，要么就是智能工具的使用者。
而整个人类财富的分配，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如果是创新者的话，可以分配到大部分财富，而仅仅是使用者的话，只能分到一小部分，此后马太效应会愈发明显。
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稳步向前，也取决于创新力。而创新力是需要人口基础和人才规模来做支撑的，所以在智能时代，人口对创新的贡献来看的话，会变得更加重要，人类既是创造者也是消费者，它也是未来财富分配重启的一个基础要素。
《新》：有观点称，生育率上涨，人口增多，造成社会内卷加剧，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您怎么看？
梁：其实人口总量的上涨和失业率与内卷都没有太大的联系。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因此，人既是求职者，又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人口减少，找工作的人少了，但就业也会更少，而且因为更难匹配而加重就业困难。人口减少了，好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为了竞争好的就业机会，教育也会更加内卷。
大国的有些产业是小国无法拥有的，如沸沸扬扬的人工智能产业，其实只有中国和美国在竞争，航天产业等也是如此，这些研发创新的机会肯定是大国才有的。如果中国人口仅现在的1/5, 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等职位只有现在的1/5，而且航天、高铁这些由人口大国支撑的行业就会大大减少。
《新》：有些经济学家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会产生一些和您不同的观点，具体有哪些呢？他们所提出的观点，背后的出发点和逻辑是什么呢？
梁：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把人看作是一种资源的消耗者来看待的，那显然人会消耗很多。但人不光是资源的消耗者，更是资源的生产者。
而且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能力都取决于人的创新力， 所以从资源消耗者到生产者再到创造者的角度看，认识是不一样的，世界的未来是往创造者的方向去走的，谁成为这个世界的创新中心，谁就具有掌握财力和科技的主导权，而这些都是跟创新实力有很大关系的。创新实力的强弱，跟国家规模的关系十分紧密，体现国家规模的就是国家的人口。
尤其在国际竞争的格局之下，创新力不只体现在创新上，更是一种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一些核心技术上，防止被其他大国卡脖子。
《新》：最近北京、上海相继出台的房地产政策，从成交量来看有一个明显的上涨，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它与人口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呢？
梁：就短期来说，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如果有措施能够让房地产行业尽早走出这样的低谷，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前的一些限购措施，我认为是可以完全取消的，大城市的话，还有相当大的改善性需求，这部分需求如果能被释放，也可以尽早地改善房地产行业现在的处境。
从长远看，人口还是会对房地产行业，包括一些其他相关产业都会产生比较大预期的影响。就中国现在的人口形势来看，可能80%的城市都在面临人口流失的问题，长期这样，房产的需求就会非常低；如果人口稳定，新生人口有所回升，房产需求量上涨，可能就会对未来的房地产形势和中国经济的提升有所帮助。
《新》：抛除客观因素，从主观上的情感和个人意志方面，又该怎样影响年轻人生孩子的意愿呢？
梁：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如果生孩子完全没有负担，经济上有政府补贴，不用自己掏腰包，教育方面也没有那么费心和内卷，那孩子带来的正面情绪价值还是远远大于负面的，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宠物跟孩子来比，还是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更多更高。
所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养孩子的财务成本降低，每个月几千块的财务成本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如果这个钱能让我们政府处理，是很可观的。这可能牵扯到GDP的百分之几，几万亿的预算，但其实这项投资还是可行的，很多像房地产、基建等重大投资已经饱和了，这部分投资的缺口正好是可以用来投资孩子去弥补。
孩子未来既是生产者，也是纳税者，既是消费者，也是创新者。另一方面，还要解决目前的教育问题，没有必要设置那么多考试，需要程序精简。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费钱也不费心的话，还是很多人想要孩子的。
《新》：如您所说，抽取GDP中的一部分用来作为生育补贴，这种政策的可行性是多少？实行起来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梁：可行度我觉得还是很高的，本来就是要通过赤字发钱来刺激消费，目前中国进入通缩的风险比较大，通缩的危害要远远大于通胀，因为如果大家都预期价格会下降，经济就会进入下行的螺旋，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未来人口快速下降的预期，也抑制了投资需求。最好刺激需求的方法已经不是说国家花几万亿去投资房地产、投资基建，最好的投资还是孩子。
很多人会考虑发钱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是通缩的压力比较大，而中国恰好处于产能过剩、就业不充分的阶段，所以通过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通胀而是物价负增长，正好需要赤字财政刺激。
《新》：下滑的生育率，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对我们有哪些启示？敲响了哪些警钟？
梁：除了一些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比如养老、税收的问题之外。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人口减少，会对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会使得国家在全球竞争当中，财富分配上处于劣势。
拿日本为例，最大的问题就是最近几十年的创新产业被削弱，曾经的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是超越美国的，现在只有美国的一半。有关养老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让老年人工作来解决，但创新力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新》：您觉得一个符合预期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
梁：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人口不再减少，趋于稳定，平均生两个。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少了一半，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递减，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已经不太指望生育率能恢复到2的数值，只能尽量延缓下降的速度，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话，可能生育率的数值在1.5左右，每代人就会减掉近30%，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是减少50%。韩国更加严重，会减掉三分之二，两代人叠加会减少更多。
梁：当下关注最新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的压力怎么改善。经济形势很严峻，人口形势也是非常严峻。所以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尽快推出一些刺激经济跟生育福利方面的政策。这样的政策肯定是一举两得的，既刺激了短期经济，又提高了生育率，提高生育率的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期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预期，最后都是一举多得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