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之欲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既有源于世界政治变迁的驱动，也需要国际与国内制度作支撑，还受到政治发展、政治规范、政治行为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且会引发深远的政治经济后果。概言之，时代变迁拓展了科技政治学的发展空间；科技政治学的研究也服务着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之路。虎年来临之际，“三思派”邀请了陈光、封凯栋、高奇琦、黄琪轩、黄宇韬、李巍、李寅、李振、林浩舟、孟天广十位聚焦科技政治学的青年学者，向读者介绍他们在2022年关注的问题，包括：科研组织的演化规律、新型举国体制的中国实践、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战略性企业的成长经验、科技创新成果的公平分享、产业升级的制度支撑、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大国技术竞争中的市场权力、数字经济的发展鸿沟等。如同新一轮科技革命，科技政治学的议题具有时代性、交叉性、跨学科等特点，学科的对话交融孕育新的生机，希望引发读者对科技政治学的关注与思考。”——黄琪轩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陈光（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秘书长）
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与规律变迁
科学研究涉及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有大学及其中的学院系所中心和实验室，有科研院所及其中的研究室、课题组、PI团队，也有企业内设研究机构。除了这些具有层级制特点的“机构性”组织形式之外，还有具有“自下而上”特点的“社团性”组织形式，如学会、研究会、荣誉型科学院等。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这些组织形式不断演进变化，在不同学科之间，在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发挥着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作用。对科学研究的认识需要不断推进到微观层面，关注组织的功能、管理、激励及变迁。
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
新型举国体制的中观理论
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的战略性举措。面对这一发展中的政策和理论概念，中国学者需要深入研讨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经验，辨析创新转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新型关系；也要扎根于中国实践，逐步发展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中观理论。中国学者应及时总结本土改革者在新领域、新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深入剖析专任委员会、政产学研协商平台等当前热议的机制，探索是否能够同时发挥国家动员与整合战略资源的优势和市场竞争的效率优势。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未来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
数字化转型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近年来，数字孪生城市和元宇宙等概念的发展都指向数字化转型这一主题。未来会出现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共生，然而数字孪生城市的发展会存在兼容性和韧性等问题，这就使得共同富裕对于未来城市发展至关重要。数字化发展可能会导致较强的极化效应，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技术精英和处于弱势区地位的边缘化群体之间存在对立和冲突。平台型公司在对算法的应用中强化了自身能力和优势地位，同时算法在治理过程中的黑箱以及难以拒绝等特征都使得算法成为治理中的重要要素，并可能会加剧数字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地位。未来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要落实共同富裕，一方面要激发市场主体的地位，通过做大蛋糕来推动市场化的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数字能力，同时还要激发政策企业家的活力，通过制定一些基于差别原则的数字弱势群体设计来保障共同富裕这一核心主题。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超大规模市场为大国技术竞争提供稳固支撑
享有技术优势不能确保赢得技术竞争。过去百余年间，不少大国赢得了技术，却输掉了竞争。大国技术竞争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累积性、互补性、耗费性等特点。掌握超大规模市场才能支撑精细分工、进行广泛试错、打造稳固平台、建立互补体系、提供持续回报、维系长期竞争。市场规模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权力。竞争输赢在技术之外。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支撑超大规模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中国参与大国技术竞争提供稳固支撑。
黄宇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发展鸿沟
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将发生根本性调整，或将加大、固化国家间发展差距。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与零边际成本的特点：非竞争性意味着个体对数据的使用并不会损害他人的使用，零边际成本意味着数据增长所需成本极低。在这样的条件下，少数平台层企业更容易产生“锁定效果”，形成垄断。平台层企业对经济生产、知识传播、网络安全的重要影响，使中心国家能强化其结构性权力，而边缘国家却难以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导致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更加突出。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商用大飞机如何接受市场的检验?
过去几年，我的学术兴趣日益从金融政治转向产业政治。对此，我和我的团队投入了相当的学术精力展开了“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的超级企业/战略性企业发展”的课题研究。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华为和空客的研究，2022年，我们关于三星、台积电、特斯拉和苹果的四项研究也将陆续问世。但我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商飞，特别是C919何时能够顺利交付商用，并经受住市场的检验。中美长期竞争的关键还是科技和产业，不能独立研制大型商用飞机的国家难言“制造强国”。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中国最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的超级企业/战略性企业正面临着多重内外压力。它们的命运是中国大国崛起的“试金石”。
李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共同富裕”背景下技术创新的风险与收益匹配
技术创新带来的财富增长是经济繁荣的源泉，但如何分配创新成果的问题往往被忽视。创新成果的分配应与创新过程参与者承担的风险相匹配，才能激发持续创新的动力。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企业受“股东利益最大化”观念影响，只承认代表资本的股东承担的风险。这种观念忽视了从科技人员到普通工人对创新的贡献和所承受的风险，造成了分配上巨大的不平等。中国在向创新转型的过程中，应吸取美国的教训，优化分配中的风险与收益匹配，广泛而公平地分享创新成果，以实现“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创新。
李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分类施策，精细化推进产业升级
一国内部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落后、平行或领先)并不同步，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竞争态势也各不相同。政府的产业政策工具箱并非只有国有化和财政补贴。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需要梳理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和态势，尽量丰富产业政策的工具选项，然后分门别类、精细多样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从而提高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林浩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如何参与到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当中?
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在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但是毋庸讳言，从2019年开始发生的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至今主要局限在标榜为民主政体的西方国家间，经合组织(OECD)、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GPAI)、人工智能合作论坛(FCAI)等机构已经在规制合作、数据跨境流通、利用AI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开始深入交流。中国应该如何既跟上国际步伐又避免西方打压？这不仅关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也关乎未来智能社会的整体面貌。
孟天广（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理解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
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变迁中，科技革命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动力源，科技与政治的互动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对基本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五个现代化的遭遇催生了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新兴科技深刻地改造着国家形态乃至国家治理的运行过程。信息政治学为理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以及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围绕信息生产、信息汲取、信息扩散、信息处理乃至信息使用的互动逻辑提供理论视角。“数字化国家能力”正在兴起，信息汲取能力、数据治理能力、循证决策能力、数字规制能力、吸纳回应能力和数字濡化能力正在革新国家能力的传统体系，进而塑造着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这为我们发展数字时代的国家理论提供了时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