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语言文化习俗概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天府智库理论研究

一、巴蜀地区方言演变概况（一）上古时期（先秦时期）秦统一巴蜀前，巴蜀地区的居民使用的土著语言，“属今古巴蜀语言，与当时华夏语乃至汉语不同，是一种与今四川境内羌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等有着血缘关系的语言”[1]。这种语言与中原地区的华夏语言有明显不同。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蜀王本纪》说‘蜀左言，无文字’，《世本》又说：‘蜀无姓’，这虽然寥寥的两句话，它已充分说明蜀的言语文化以及社会组织，和中原地区都大不相同”[2]。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指出蜀与中原“莫同书轨”。“文字既殊，语言必异”。可见，古巴蜀地区使用的是一种与中原华夏语言存在着较大区别的土著语言。（二）中古时期（秦汉至两宋时期）秦统一巴蜀以后，随着华夏大批的移民迁入巴蜀地区，中原语言文化要素与古巴蜀语言的互相渗透、融合，巴蜀语言就此归入华夏语言体系。《华阳国志》记载，秦并巴蜀后，“移秦民万家以实之，民始能秦言。”及至汉代，出现了“言语颇与华同”的局面。刘逵注左思《蜀都赋》引《地理志》说：“是时（秦灭巴蜀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蒙文通先生认为，“既说颇与华同，也就是略有不同……在秦灭蜀后百余年间，旧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消灭”；又说“蜀既与华同，也就是颇相接近”“可见巴蜀言语应与华同，只是方言的差别”。这样，也就为后来“文翁化蜀”奠定了文化基础。“如果巴蜀前此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短短时期之间就比于齐、鲁，是不可想像的。”[3]其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两宋时期，巴蜀古典文化日臻繁荣，达到巅峰状态。在宋代以前的各历史时期，巴蜀地区一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始终在巴蜀地区占主流地位。但是，经过长达半世纪的宋元战争之后，四川境内人口损耗严重，出现了“土著之姓十亡八七，五方之俗更为宾主”[4]的现象。随着蜀中人口的大异动，必然带来巨大的方言更替变革。元以后及明清的大移民运动，使四川风俗大变，蜀之原有方言传统趋于中断。因此，有学者认为，近代四川方言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巨大断层。这恐怕就是现代四川方言词汇中罕见古巴蜀方言词，以及现代方音不能对应于宋代文献所反映古巴蜀方音特征的社会原因。据此可以断言，“宋代巴蜀方言在历史上已经失落”[5]。（三）近古时期（元明清时期）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原文化对巴蜀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来自长江流域的新兴的湖广文化随即取而代之，成为巴蜀地区文化的主流发展方向。元、明时代省际移民的兴起，不仅把以湖广文化为代表的东南特色文化注入巴蜀，同时还把湖北话（主要是“麻城话”）、湖南话、江西话等也带进了四川地区。大批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家乡话，逐渐在巴蜀地区形成了以湖广地区的官话方言为基础的四川话。就现存的语料看，四川方言最迟在明末就已具备现在的格局。清前期，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造成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四川方言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四川方言继续受到来自北方语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南方其他语系语言的影响，形成了五方杂居，南腔北调，方言种类较多的局面。由于“五方杂处，语言互异”，外来移民“占籍越数十传，而土音不改”，致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四川许多地方出现了“语别义同”的现象。同一名物器数，不同省籍移民使用各自的方言指代。例如在永川县（今重庆永川区），“一父也，有呼为爹、为爷、为伯伯、为阿爸者；一母也，有呼为娘、为妈、为母亲、为阿奶者。子或谓之儿、谓之崽、谓之幺兄，或谓之哥、谓之长弟，或谓之小，谓之胎。见物美者，通称为好，而或曰标，曰艳，曰都，曰佳。见物盛者，通称为大，而或曰庞，曰硕，曰丰，曰伙。指物所在，曰阿堵，曰这个。办事迅速，曰忙溜，曰快当”。其结果由于音语不通，难免会造成“听讼辨难”，“同床异梦，实贻笑柄”的局面。[6]其后，在长期不断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四川方言逐渐趋同于四川官话；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则保留了其他地域的方言。清初以来的移民运动，最终使得在人口数量上、地域分布上占据优势的湖广籍移民所使用的语言——“湖广话”，成为了本区占主导地位的汉语方言。因此，有学者提出现代四川方言是受元以后两次大的移民运动影响所形成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宋以前的移民史“都不能解答今天的四川方言是怎么形成的问题”，而“对四川人口来源有深远影响的还是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的两次移民活动”[7]。二、巴蜀语言文化习俗特点（一）好用比喻《汉书》记载，蜀郡青衣道（治今名山县）的居民，“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四裔部落居民“语言多比喻”，这是一个共通的现象。人类在初民时代，由于抽象思维不强，缺乏今人的概括能力，以致在说话时，往往只能通过对客体外观的感知程度来描绘事物。大体说来，旷野中生活惯了的人，因为周围事物清晰可见，致使人们在描绘其外部特征时，往往多使用形容词，多借用比喻来表达。这种好用比喻、善用比喻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汉代蜀中的词赋大家所创作的大赋中得到了体现。本来战国到秦汉之际，盛行的是骚体赋，到汉武帝时代，清光绪艺文书局印才演变为大赋。司马相如、扬雄等词赋大师学习运用中原语言的文体，创作了享誉中外的《子虚赋》《上林赋》《蜀都赋》等作品。这些作品取材宏富，辞藻极丽，想象丰富，文采艳发，极铺张扬厉之至；尤其是反复运用铺排博喻的手法，极为生动传神，可以说将蜀地“言语多好譬类”的表达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二）爱发惊叹语经常在丛林中生活的人，由于观察事物不如旷野中那么丰富清晰，很多事物的判断要凭耳朵所听到的声音来弥补，所以人们多使用形声词。受丛林初民谈话遗风的影响，巴蜀地区居民与人谈话时，经常不断发出“啊呀！”或“呀！呀！”之类惊叹语言。这一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影响甚深，以至巴蜀语言融合进华夏语言系统之后，仍不时流露出来。例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蜀人凡遇到值得赞美的事物，总爱说：“呜呼！”凡遇鄙陋的人，则说：“噫嘻！”民国《巴县志》卷五《礼俗·方言》注释古语说：“惊叹词曰呜呼。巴语声转曰：恶祸……《说文》，祸，惊恶词也。”后经流沙河先生考证说，古时的“呜呼！”就是今天四川人常说的“哦哟！”如说“哦哟，好啊！”古时的“噫嘻！”就是今天四川人常说的“哦嚯！”如说“哦嚯，死了！”（三）好用讽刺语言蜀人局促盆地一隅，为解闷释怀，往往使用尖刻语言，来达到挖苦讽刺、轻薄戏谑，以博一笑的效果。早在战国末期，蜀人就“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8]，其中不乏挖苦讽刺之意。及至汉代，这种语言表达遗风犹存。班固《汉书》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9]由于巴蜀地区“俗好文刻，少儒学，多朴野，盖天性也”[10]，所以在认同中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巴蜀的人们依然保持“好文刻”的传统，经常发挥自己语言上的特长，引用法律条文，以尖刻的文字讽刺挖苦别人，或者以游戏的文字轻薄别人。例如王褒的《僮约》就是一篇游戏文字。文中写他因事到寡妇杨惠家，命杨惠丈夫生前所买的一个名叫便了的家奴为他酤酒，便了不应。于是，他便将便了买下，并立下文约，规定其所要做的繁复之事。便了听后痛哭流涕，说自己愿意为王大人酤酒，不敢调皮了。从内容上说，王褒戏弄一个无文化的奴仆，毫不可取，因此引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文人多陷轻薄”条中，指责王褒此举做得太过分了。其实，与其说是“文人”所为，倒不如说这正是蜀人语言表达风格所致。到了宋代，这种以语言轻薄他人的现象也不时发生。如《北梦琐言》载：“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治今三台县）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坐镇东川的节度柳仲郢闻之，对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在场的人听了，皆笑之。于是，“东西两川人多轻薄”的说法，就此流传于世。[11]宋人岳珂《桯史·鹦鹉谕》也称：“至今蜀人谈谑，以排根善类者为‘猫噬鹦鹉’。”“猫噬鹦鹉”的成语典故就来源于此。它说的是古代有一个爱猫的人，特地选定一个吉日，从邻居家买来一只猫，准备用它来捕鼠。结果，老鼠一个没有抓到，猫先撕破鸟笼子，把主人最喜爱的鹦鹉给吃了。这个故事虽然出自宋代蜀士之口，但却表现了蜀人善于以戏谑比喻语言来排挤他人的习性。（四）俗语中有雅言上古时期被称作“雅言”或“夏言”的“通用语”，其实原本是民族语言交融的结果。它或起源于定都中原的夏禹之时，历经夏、商、周三代而不衰。春秋时期孔子就是用洛阳“雅言”（夏言）来讲学的。[12]秦汉以后，巴蜀地区语言融入华夏语言体系后，大量的雅言进入民众生活中。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一些被称为汉、晋古语的“雅言”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动荡而消失之时，这些语言“活化石”却奇迹般地保存在今天四川的方言中，甚至在普通百姓中还经常使用。流沙河在一篇题为《蜀人俗语亦雅》的文章中说：今天蜀人俗语多有雅言存留。譬如我们常说一个人散淡闲逸、无所约束为“散眼子”，其实是从《庄子·内篇·人世间第四》里的“散焉者”而来；而形容一个人没有考虑、没有计划的“糊里糊涂”，其实是“弗虑弗图”，从《诗经·小雅·雨无正》里的“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而来。子弟做事漫不经心，家长就会警告他：“你又恍兮忽兮的嘛！”这个“恍兮忽兮”出自老子《道德经》，吾蜀乡村妇孺皆懂。还有四川民间骂人，称某人为“和而流”，此语原出自《论语》“君子和而不流”。北方人不解此意，乃讹作“二流子”，岂不可笑。流沙河还回忆说，1951年他在川西大邑县乡下，遇见一不识字的农妇，赶集归来，问他：“街上闹热，你不去瞩一瞩？”“瞩”，“视”也，“视之甚”叫做“瞩”，语出《类篇》，尤相当于今人说“看”，“专注地看”。没想到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也会用文言的“瞩”，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类似的例子，在巴语区亦不难发现。如巴县乡间儿童常玩一种“猜钱面钱背”的游戏，俗称“猜麻妹（儿）”。其玩法是：先转动一枚铜钱，再用手将其蒙住，让对方猜铜钱的正面或背面。铜钱的正面称“麻”，背面称“妹（儿）”。这个“麻”和“妹（儿）”，其实源于古时对钱的称法：钱的正面为“漫”，钱背为“幕”，典出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由于俗变，“漫”成了“麻”，“幕”成了“妹（儿）”。这些古音，连四川民间3岁小儿都懂。又如，《诗·郑风》曰：“唱予要女”。《左传》解释，“要”就是“成”。《诗经》所说的“要女”，相当于重庆话称“要待”，就是“终结了”的意思。章太炎说：“今巴语谓演剧终幕为‘幺台’”，亦呼“煞脚”，拿今天的四川话来说，就是“煞各”。再如，《说文》称“秦人以市买多得为沽”，《论语》有“求善价而沽诸”语。“巴语谓市买举所有而统购之曰‘大沽’，音讹为‘打瓜’。”[13]这里的“大沽”，就是四川话的“打瓜”。由此可见，尽管秦汉以后巴蜀方言即已融入中原汉语的体系之中，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一地区的人们在使用华夏语言的过程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保留了原来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三、移民对语言习俗的影响（一）“摆闲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摆闲条”作为一种谈话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为了消磨时间、排解寂寞、联络感情，无休止地谈一些家长里短的空话闲话。这种谈话方式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谈话双方都有富裕的时间，都感到寂寞无聊，都需要通过这样的谈话方式来加以排解。这样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是与安定富庶优裕的生活环境有关，就只能是飘泊不定的特殊生活际遇下的产物。结合四川的历史实际，今天四川人中流行的名为“摆龙门阵”（相当于聊天、侃大山）、“摆闲条”“冲壳子”（吹牛）、“涮坛子”（开玩笑）之类的谈话方式，其源头应该与清初“湖广填四川”那个特殊移民时代有直接关系。在三百年前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纷纷拥入四川，面对荒漠一般的陌生环境，当时唯一可行的简单的表达形式——语言，就成为拉近人们距离、促进彼此沟通的工具。于是，使用包含各种调笑的谈话，来缓解面临的困难，协调彼此的紧张关系，并抒发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就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内容。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中，摆闲条这种谈话方式应运而生了。（二）“打乡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打乡谈”就是说家乡土语。民国《大足县志》对本县旧时语言流变现象作了这样的回顾：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兼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六七十年以前之人，牙牙学语，习于乡谈，成年之后，时与外人接，自能操普通话。近三十四年来，学校适龄之童，出就师傅，乡谈遂失其传。惟中鳌场之玉皇沟一带，其居民以原籍湖南之永州、会同两处者为多，颁（斑）白之叟，尚能乡音无改也。[14]在移民社会初期，民众中能“兼操两种语言”，对家人或同籍人“打乡谈”的现象较为普遍。类似于大足县过去这样复杂的语言状况，在其他郡邑也存在。例如民国《宣汉县志》载：“凡本籍与本籍者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语，曰打乡谈，一以验真伪，一以必亲切也，且父子兄弟相互传习，以为纪念。”[15]民国《大竹县志》亦称：“竹民……自楚、湘、粤、赣、闽五省迁竹者……乡谈亦各自不同。”[16]上述三条资料均源于民国地方志，其所追述的“打乡谈”现象，出现在清初本县复杂的语言环境之中，证明它已然成为当时移民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打乡谈”现象，实际上就是移民社会中的双语现象。在中国移民史上，一般说来往往是抵达新地的移民，如果在人数上只占少数，在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又相对较低，那么，他们不得不学会新地的方言。但是由于他们往往是大分散小聚居，以便保留旧地的风俗习惯和在新地的生存发展，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庭和移民的社区里仍然使用旧地方言。[17]巴蜀地区“打乡谈”这样的双语现象，是由特定的移民社会环境造成的。从大环境讲，清初四川土著人口稀少，移民数量虽然居于多数，但由于移民省籍来源众多，再加上住地分散，“五方杂处”，所以具体到迁入当地（如大足县、宣汉县、大竹县）的某些省籍移民，就显得势单力薄。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学习使用当地的通行语言——湖广话；而另一方面，又在家庭和较小的范围内使用原来的家乡话。至于如何解读这种在异乡讲家乡话的移民文化现象，它的背后负载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和情结，就需要深入研究。有学者研究认为，乡谈体现了移民的母语情结，是祖先崇拜的反映；方言是地域文化中情感沟通的密码。乡谈对于唤醒、凝聚同祖同宗的情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语言是最好的黏合剂，乡谈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18]（三）孤岛式方言、地点方言星罗棋布在中国移民史上，存在着一种封锁型移民社会下的孤岛式方言。这种方言岛的产生，往往与以下背景相关：移民到达新地之后聚居在一个较小的地域内。他们自成社区，跟外界的接触交流不太多，当地人一般也不介入移民的社区；那么，这些移民的方言就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或某些特征，而与包围它的土著方言有明显的区别。它所流行的小块地域在包围它的大片土著方言区中就好像大海中的孤岛。[19]四川早在明代即已形成为西南官话区，境内主要流行官话方言，即狭义的四川方言。明末清初的移民迁入，在四川境内又出现了两种非官话方言——客家方言和湘方言，形成了两个非官话方言区域——方言岛，即客家方言岛和湘方言岛。四川境内的客方言，是清前期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带进来的，但以广东为主。四川客家方言岛有几十个之多，不过人数大有悬殊，少则几百、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其分布格局是大分散、小集中。大分散是指广泛而分散地分布在全省众多的州县（厅），小集中是指分布地以家族、村庄、乡镇单位集中分布。四川境内的湘方言，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前期湖南籍移民带来的。由于湖南籍移民来自湖南不同地方，入川后又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因此，四川湘方言名目繁多，发音和词法都有差异。除此之外，四川境内还有不少属于其他方言底层的地点方言，如四川人所称的江西话、福建话、安徽话，它们多零星地分布在四川中部一带。这些地点方言的形成，与今四川地区的历史和人口来源有直接关系。在明清移民入川潮流之中，就有大量来自江西、福建、安徽等地的移民。这些地点方言与西南官话方言、客家话、湘方言一道，构成移民社会中“五言杂处”的人文环境。各种方言表达方式共存，形成巴蜀地区移民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四）平民化表达方式的展现巴蜀地区的人由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自古以来就善于语言表达。早在宋代，何郯在为夔州孔庙落成所写的一篇题为《夫子殿记》的文章中就说过，夔州在巴东是最大的州，“其风俗嗜好语言”[20]。巴蜀地区人们的这种语言嗜好，体现在“乡音”的运用上，即使在行文中间也不时插入“乡音”，从而使表达方式显得格外生动形象，极富感染力。例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时在自己的诗中加上几句“乡语”，就显得格外鲜活，但这却使得外地人摸不着头脑。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苏东坡《牡丹》诗云：“一朵妖红翠欲流”。他未入蜀时，读不懂“翠欲流”为何语。及游成都，经过一条小街，看见有家商店的招牌上写有“郭家鲜翠红紫铺”的店名。经询问当地人，才知道蜀语中“鲜翠”就是“鲜明”的意思。由此，他才理解“一朵妖红翠欲流”的诗句，是苏东坡用“乡语”写成的。从这一记述中，可见蜀中“乡语”在状物写态上，是何等生动而富有表达力。明清以后，巴蜀地区的人们也传承了这种极富表达力的语言天赋，只不过随着迁入人群以下层平民居多，又加入了平民化、市井化和粗俗化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得近古时期巴蜀方言在表达形式上，显得更加通俗化和生动化。在现代作家巴金的作品中就使用了许多类似“鲜翠”这样生动的“乡语”。有作者以《巴金语言词典》为题，统计巴金作品收词1495条，其中方言词，绝大多数为四川方言词共172条，占11.5%。例如把戏、拌姑姑筵、棒客、冲壳子、锅盔、过场、火闪、舅子、开消、朗个、老人公、龙门阵、卤菜、默倒、舔沟子、咋个、装疯、走人户等，都是成都人口语中常用的。[21]这些贴近生活、贴近下层百姓的“乡语”，正是近古时期平民化语言表达方式的生动体现。（五）移民带入的方言词语进入四川官话体系之中在现代四川官话体系中，有不少词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移民的地域来源和迁徙时代背景有关。黄尚军研究指出，在历代典籍中，前人明确指出为楚、湘、赣、吴等地方的不少词语，至今仍被四川人广泛使用。他举出由近代移民带入的方言词语，主要有：鬼、抱、痨、崽、老革革、拌、沤、踞等。[22]此外，还有一些方言词语的词义及来源，载入地方志中。与江南移民有关的方言词语，如“苏气”一词，在四川方言中指的是态度大方，打扮漂亮。这一词语除出现在四川外，也活跃在江西、湖南等地方言之中。民国13年（1924年）《乐山县志·方言》：“称人美好曰苏气。”民国20年（1931年）《重修南川县志·土语》：“从前外来服饰之物，苏州为美，故土语通称人物文雅脱俗曰苏气，曰苏派，且直曰姑苏。”又如“伧”（读“臧”，cāng）一词，本是吴人鄙视中州人的说法，称为“伧父”。“伧者，身长大而举止粗也。”而在南川当地的邑语，亦以“容貌不美曰伧”，所谓“伧头伧脑”。“俗语引申做丑事曰‘伧人’，面目被羞辱曰‘招伧’。土音移读若‘臧’，遂不得其字。”[23]显然，这些词语的来源与江南移民有关。再如“广”一词，指“孤陋寡闻、土气”之类的意思。与此相关的还有“广广”“土广东”等。《重修南川县志·土语》解释说：“自清中叶，西南洋货物来华，自广东入，故通称外来货物精巧者曰广，与土对”。其实，这些词语进入四川方言之中，也与近代四川移民的构成有直接关系。“湖广填四川”时期，大量移民拥入四川，其中最多的是来自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一时间“广”就成了外乡人的代称，叠音则成“广广”。在安土重迁的原住民眼中，这些初来乍到的外来户，言谈、习惯均异于本乡人，对当地风物一无所知。久之，“广”也就有了“孤陋寡闻、土气”的意思。至今，四川人还说“麻广广”，指哄骗傻子。再如，在成都平原的温江、双流等地，流行“插茅秆花”的说法。此词用来形容某人创业很早，资格很老，威望很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是，清初移民在川西平原垦荒，插占为业，茅秆花被用作“插占”的标志。茅秆花虽只是一个外在的符号，却折射出了这一符号所蕴含的插占、置业、创造等的理念和移民的历史文化。由此可见，明清以来的大移民运动对四川方言产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使四川方言中最普及的西南官话，以成都话为中心，成为现当代四川方言的主体，以至“蜀人多南语，而以北音说之”；而且也对巴蜀地区的语言表达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