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当前，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重塑经济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进入“系统布局、全域渗透、生态共建”的新阶段。这一政策以“应用牵引、技术突破、生态支撑”为逻辑主线，通过“6大重点行动+8项基础支撑”的系统设计，推动人工智能从工具性应用转向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重塑，形成场景驱动、生态协同、治理创新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引擎。一时代逻辑：从技术试验到价值创造的历史跨越当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智能诊断辅助医生决策、智能算法优化城市交通，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切实推动生产力变革的现实力量。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爆发期”向“价值创造期”的关键转折，我国在这一进程中既面临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挑战，也拥有场景丰富、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 从技术演进看，大模型已具备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智能体（AI Agent）实现从“理解”到“行动”的跨越，解决了算法与实际应用的鸿沟。从需求侧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公共治理效能提升等多重需求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进入“爆发临界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上市企业超300家，相关收入占产业总体规模的七成左右，独角兽企业覆盖大模型、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市场自发探索已为规模化落地奠定基础。 然而，技术与需求的“甜蜜点”尚未完全形成。部分领域存在“为AI而AI”的形式主义，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存在“语言壁垒”，数据孤岛、算力成本、标准缺失等问题制约效能释放。《意见》正是通过顶层设计破解这些瓶颈，推动人工智能从“碎片化应用”向“系统性渗透”、从“技术创新”向“生产力变革”跃升。二创新范式：“双向赋能”与“系统支撑”的政策逻辑《意见》的核心创新在于构建了“应用牵引技术创新、技术支撑应用拓展”的双向赋能机制，并通过“6大重点行动+8项基础支撑”的系统设计，形成智能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格局。这一框架既立足当下解决落地难题，又着眼长远培育生态优势，体现了战略前瞻性与实践可行性的统一。016大重点行动：构建“智能+”生态的价值循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通过智能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重塑，而非简单工具叠加。6大行动覆盖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六大领域，形成“科技突破—产业转型—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治理优化—全球共享”的完整价值循环。“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推动“人机协同”研发模式，AI加速材料研发、药物设计等科学发现，创新社科研究方法，缩短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周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活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业推进智能制造、柔性生产，农业实现数智化转型，服务业培育智能原生模式，从技术底层重构产业逻辑，打造人机协作的新型生产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人工智能+”消费升级，培育个性化、智能化消费场景，推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普及，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新增长点，2027年目标智能终端普及率超70%。“人工智能+”民生福祉，发展人机协作办公、个性化教育、智慧医疗，打造品质生活，重构人与技术关系，AI从“替代者”变为“赋能者”，释放人的创造性劳动。“人工智能+”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人机共生、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提升决策精度与服务效能，优化治理流程，应对人口结构变化、资源约束等挑战，实现治理现代化。“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共建AI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技术普惠，共享智能时代红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技术霸权。028项基础支撑：破解落地瓶颈的系统解决方案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卡在基础能力不足上。《意见》提出的8项支撑（模型、数据、算力、环境、开源、人才、政策、安全），直指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制约，形成“基础能力—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数据与算力是智能经济的“双要素”。《意见》提出“加强数据供给创新”“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既解决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问题，又通过智算集群突破和工程落地，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特别强调“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类平台通过沉淀共性技术、标准和工具，能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应用门槛，避免“重复造轮子”。开源生态与人才是智能经济的“双引擎”。开源是全球AI创新的主流模式，《意见》提出“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优质开源项目发展，既降低技术使用成本，又提升国际影响力；人才方面，强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仅培养技术人才，更注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为“人工智能+”提供智力支撑。安全与治理是智能经济的“双底线”。《意见》将“提升安全能力水平”作为独立支撑，要求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同时在“人工智能+”治理能力行动中提出“社会治理人机共生”“安全治理多元共治”，体现“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的平衡思维——既不因安全风险抑制创新，也不因技术发展而忽视风险。三中国路径：场景、生态与治理的协同创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多元路径：美国侧重技术领先和标准主导，欧盟强调风险管控和伦理规范，而中国通过《意见》展现的，则是“以场景为土壤、以生态为支撑、以治理为保障”的特色路径。这一路径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的优势，将“规模优势”转化为“系统优势”。01场景驱动：从“市场优势”到“技术定义权”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培育智能终端需求，完备工业体系提供智能制造场景，复杂社会治理催生智能治理需求。《意见》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开放场景，如“推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开放场景支持技术落地”，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优化。这种“场景—技术”的正循环，不仅能快速提升应用成熟度，更能反向定义技术方向——不是跟随国外技术路线，而是基于中国场景需求进行“定制化创新”，进而争夺全球技术定义权。02生态协同：从“单点突破”到“系统竞争力”《意见》强调“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推动形成“领军企业带动、独角兽企业崛起、专精特新企业生根、初创企业涌现”的生态格局。这种生态协同体现在三个层面：技术层面，从芯片、框架到模型、应用的全链条协同；主体层面，产学研用金的多主体联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如东部聚焦智能原生，中西部侧重产业改造）。生态的繁荣将避免“卡脖子”风险，形成自主可控的智能经济体系。03治理创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伦理风险、安全挑战，《意见》提出“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治理思路：在就业方面，“增强就业创造效应，减缓就业替代效应”，通过技能培训、新职业培育等实现劳动力转型；在伦理方面，“构建与技术演进相适应的伦理规则”，避免“一刀切”限制创新；在全球治理方面，“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普惠共享，不同于部分国家“技术霸权”逻辑。这种“包容审慎”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智能时代治理提供了新范式。四构建智能经济新生态：“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性启示《意见》的出台不仅是一项产业政策，更是面向2035年的智能经济发展战略。它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追赶”进入“生态引领”的新阶段，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引擎。其战略启示在于：战略定位上，需将“人工智能+”视为重构生产函数的关键变量。智能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乘数因子”——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融合，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实施路径上，需坚持“双向赋能”与“系统思维”。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应用需求牵引技术突破方向，技术突破拓展应用边界；同时，需统筹技术、产业、安全、治理等多维度，避免因“单点突进”导致的失衡风险。全球合作上，需践行“普惠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同于技术垄断或壁垒构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全球合作行动，推动技术普惠、共建治理体系，既提升国际话语权，又让更多国家共享智能时代红利，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科技领域的体现。从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到2030年“智能经济成为重要增长极”，再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意见》勾勒的不仅是技术发展路线图，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智能图景。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将重塑产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而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路径，也将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应用驱动、生态共建、包容共享”的东方智慧。
朱 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重塑经济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进入“系统布局、全域渗透、生态共建”的新阶段。这一政策以“应用牵引、技术突破、生态支撑”为逻辑主线，通过“6大重点行动+8项基础支撑”的系统设计，推动人工智能从工具性应用转向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重塑，形成场景驱动、生态协同、治理创新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引擎。
时代逻辑：
从技术试验到价值创造的历史跨越
当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智能诊断辅助医生决策、智能算法优化城市交通，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切实推动生产力变革的现实力量。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爆发期”向“价值创造期”的关键转折，我国在这一进程中既面临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挑战，也拥有场景丰富、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
从技术演进看，大模型已具备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智能体（AI Agent）实现从“理解”到“行动”的跨越，解决了算法与实际应用的鸿沟。从需求侧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公共治理效能提升等多重需求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进入“爆发临界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上市企业超300家，相关收入占产业总体规模的七成左右，独角兽企业覆盖大模型、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市场自发探索已为规模化落地奠定基础。
然而，技术与需求的“甜蜜点”尚未完全形成。部分领域存在“为AI而AI”的形式主义，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存在“语言壁垒”，数据孤岛、算力成本、标准缺失等问题制约效能释放。《意见》正是通过顶层设计破解这些瓶颈，推动人工智能从“碎片化应用”向“系统性渗透”、从“技术创新”向“生产力变革”跃升。
创新范式：
“双向赋能”与“系统支撑”的政策逻辑
《意见》的核心创新在于构建了“应用牵引技术创新、技术支撑应用拓展”的双向赋能机制，并通过“6大重点行动+8项基础支撑”的系统设计，形成智能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格局。这一框架既立足当下解决落地难题，又着眼长远培育生态优势，体现了战略前瞻性与实践可行性的统一。
01
6大重点行动：构建“智能+”生态的价值循环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通过智能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重塑，而非简单工具叠加。6大行动覆盖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六大领域，形成“科技突破—产业转型—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治理优化—全球共享”的完整价值循环。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推动“人机协同”研发模式，AI加速材料研发、药物设计等科学发现，创新社科研究方法，缩短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周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活水”。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业推进智能制造、柔性生产，农业实现数智化转型，服务业培育智能原生模式，从技术底层重构产业逻辑，打造人机协作的新型生产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消费升级，培育个性化、智能化消费场景，推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普及，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新增长点，2027年目标智能终端普及率超70%。
“人工智能+”民生福祉，发展人机协作办公、个性化教育、智慧医疗，打造品质生活，重构人与技术关系，AI从“替代者”变为“赋能者”，释放人的创造性劳动。
“人工智能+”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人机共生、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提升决策精度与服务效能，优化治理流程，应对人口结构变化、资源约束等挑战，实现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共建AI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技术普惠，共享智能时代红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技术霸权。
02
8项基础支撑：破解落地瓶颈的系统解决方案
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卡在基础能力不足上。《意见》提出的8项支撑（模型、数据、算力、环境、开源、人才、政策、安全），直指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制约，形成“基础能力—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数据与算力是智能经济的“双要素”。《意见》提出“加强数据供给创新”“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既解决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问题，又通过智算集群突破和工程落地，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特别强调“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类平台通过沉淀共性技术、标准和工具，能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应用门槛，避免“重复造轮子”。
开源生态与人才是智能经济的“双引擎”。开源是全球AI创新的主流模式，《意见》提出“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优质开源项目发展，既降低技术使用成本，又提升国际影响力；人才方面，强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仅培养技术人才，更注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为“人工智能+”提供智力支撑。
安全与治理是智能经济的“双底线”。《意见》将“提升安全能力水平”作为独立支撑，要求建立风险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同时在“人工智能+”治理能力行动中提出“社会治理人机共生”“安全治理多元共治”，体现“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的平衡思维——既不因安全风险抑制创新，也不因技术发展而忽视风险。
中国路径：
场景、生态与治理的协同创新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多元路径：美国侧重技术领先和标准主导，欧盟强调风险管控和伦理规范，而中国通过《意见》展现的，则是“以场景为土壤、以生态为支撑、以治理为保障”的特色路径。这一路径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的优势，将“规模优势”转化为“系统优势”。
01
场景驱动：从“市场优势”到“技术定义权”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培育智能终端需求，完备工业体系提供智能制造场景，复杂社会治理催生智能治理需求。《意见》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开放场景，如“推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开放场景支持技术落地”，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优化。这种“场景—技术”的正循环，不仅能快速提升应用成熟度，更能反向定义技术方向——不是跟随国外技术路线，而是基于中国场景需求进行“定制化创新”，进而争夺全球技术定义权。
02
生态协同：从“单点突破”到“系统竞争力”
《意见》强调“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推动形成“领军企业带动、独角兽企业崛起、专精特新企业生根、初创企业涌现”的生态格局。这种生态协同体现在三个层面：技术层面，从芯片、框架到模型、应用的全链条协同；主体层面，产学研用金的多主体联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如东部聚焦智能原生，中西部侧重产业改造）。生态的繁荣将避免“卡脖子”风险，形成自主可控的智能经济体系。
03
治理创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伦理风险、安全挑战，《意见》提出“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治理思路：在就业方面，“增强就业创造效应，减缓就业替代效应”，通过技能培训、新职业培育等实现劳动力转型；在伦理方面，“构建与技术演进相适应的伦理规则”，避免“一刀切”限制创新；在全球治理方面，“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普惠共享，不同于部分国家“技术霸权”逻辑。这种“包容审慎”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智能时代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构建智能经济新生态：
“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性启示
《意见》的出台不仅是一项产业政策，更是面向2035年的智能经济发展战略。它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追赶”进入“生态引领”的新阶段，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引擎。其战略启示在于：
战略定位上，需将“人工智能+”视为重构生产函数的关键变量。智能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乘数因子”——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融合，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
实施路径上，需坚持“双向赋能”与“系统思维”。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应用需求牵引技术突破方向，技术突破拓展应用边界；同时，需统筹技术、产业、安全、治理等多维度，避免因“单点突进”导致的失衡风险。
全球合作上，需践行“普惠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同于技术垄断或壁垒构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全球合作行动，推动技术普惠、共建治理体系，既提升国际话语权，又让更多国家共享智能时代红利，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科技领域的体现。
从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到2030年“智能经济成为重要增长极”，再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意见》勾勒的不仅是技术发展路线图，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智能图景。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将重塑产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而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路径，也将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应用驱动、生态共建、包容共享”的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