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子法》施行20年之际，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种子法》再次迎来修订。8月20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种子法（修正草案）》。这一天也正是《国家级玉米、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
从中央将种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国家进行修法，再到行业修订审定标准，可以看出本轮种业改革的核心旨在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由于中国种业产业化历程较短，进入市场化阶段才21年，确立种业企业成为育种创新主体地位也才10年时间，还无法跟已有70-80年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史的美欧种业相提并论。26日，渤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靖飞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表示，在生物育种领域，中国跟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三大差距，体现在技术的成熟度、复杂度、协同度，不过根源还在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专利。他认为，中国必须投入更多精力、财力，去发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性状基因，未来才能在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中外生物育种存在三大主要差距
在技术成熟度方面
全球转基因商业化开始于1996年，经过20多年发展，得到批准的转基因事件越发成熟，由多个单一转化事件组合成复杂转化事件已经成为常态。比如，科迪华的TC1507单一转化事件，参与其他转化事件达到89次，能够有这么多参与事件，说明其成熟并且得到市场认可。
与之相比，中国目前批准的转化事件还没有经历市场化检验，市场表现到底如何还不得而知。
在技术复杂度方面
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数量越多，意味着其商业性状表达会更好，也意味着实现的技术难度越大。国际上玉米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数量平均达到4个以上，一半以上的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数量在5个以上，现阶段多基因组合是常态。
然而，国内公开报道的转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仅是1-2个。比如，大北农独立完成的2个玉米转基因转化事件、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合作完成的1件玉米转基因转化事件，都仅包含2个基因。
在技术协同度方面
全球转基因事件的主导者主要是拜耳、科迪华和先正达，在转基因的开发推广过程中，这三家企业有竞争有合作，相互渗透，在研发和产业化转化建立起高效的连接体系，才实现转基因事件越来越成熟、技术越来越复杂，形成较高的技术壁垒。
反观中国，转基因仍处在起步阶段，国有科研机构主导特征明显，企业的主体作用较弱，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联合比较松散。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称，在一些发达国家，种业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育种“4.0时代”。中国仍处在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助选育为主的“2.0时代”至“3.0时代”之间。从发展时代来看，参照国际种业发展水平，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驯化选择1.0时代、常规育种2.0时代、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3.0时代和智能化育种4.0时代。
他认为，中国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和人工智能育种等新兴交叉领域技术研发方面短板明显：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关键技术与战略性产品研发水平相对较低，国际竞争力优势相对较弱。
不过，在靖飞看来，代际差异就是起步和成熟的区别，现在技术运用手段有差异，但不至于这么大，“现在的差距根源在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专利，中国还在使用国外的专利，或者等待第一代专利到期后的使用，就是传统的抗虫、抗除草剂基因性状。然而，跨国企业已经开发出更多更好商业性状的基因。”
靖飞认为，一定要遴选出优质的机构和人员，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承认差距，紧跟国际先进技术潮流，在技术手段上不落伍，“比、学、赶、超”同时发力，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推出“种业航母”牢牢掌握种业安全
转基因研究本来就是周期长的科研活动，从科研起步来看，当前中外在转基因发展中存在巨大差距实属正常。从《种子法》施行开始算起，中国种业开始实质性的发展，只有20年时间。中国最早应用转基因技术是转基因棉花，时间为1997年，虽然在时间上跟美国最早种植转基因大豆时间基本同步，但中国真正开始较大规模转基因研究是在2008年，科技部等相关部门专门设立转基因重大专项开展转基因研究。此时，中国转基因研究比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事件获批已经晚了超过10年。
根据靖飞主持的课题《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产业化对种业影响研究》显示，在全球转基因技术发展超过20年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以拜耳、科迪华和先正达为主的技术垄断格局。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批准的转基因玉米种植事件共有127个，按照第一开发者统计，拜耳、先正达和科迪华通过的玉米转基因转化事件的数量排在前三位，分别是47、44和31个，其余企业仅有5个。
由于起步晚，中国研究水平与跨国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转基因性状是抗虫和耐除草剂基因，或者说在这方面已经发展成熟，中国转基因技术力量在这方面的实力还比较有限。
从中国获得这些转基因专利的性状表现来看，主要精力放在抗逆、抗病和优质高效方面。一种可能是认识到在抗虫和耐除草剂方面无力超越跨国企业，另辟研究途径；另一种可能是跨国企业已经申请足够多的抗虫和耐除草剂的专利，我们没有能力再有所创新，无法满足专利的新颖性要求。
与此同时，以《种子法》为代表的中国种业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均对外资进入中国种业市场提出了明确的限制措施。
这些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事主要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必须中方控股，保证中方企业的主导地位；
第二，外资企业在中国种业市场开展并购必须首先通过安全审查，限制外资企业资本实力的发挥空间；
第三，禁止外资企业开展转基因品种选育及生产，限制了外资企业在转基因方面的优势发挥。
靖飞认为，考虑到中外种企存在技术和资本鸿沟，中国正是靠着这些限制，束缚了外资企业独立发展的拳脚，才使它们对中国种业的威胁程度有限，但从发展现状来看，也已经对本土种企带来了明显冲击。如果放松中方控股限制，中国种业市场将在三至五年内被外资企业主导；再进一步放松并购审查限制，中国种业市场将演变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国内资种企的市场地位和话语权会基本丧失；最后，如果转基因限制全面放松，那中国种子市场将被跨国企业全面控制。
他表示，从中国目前的种业市场格局来看，加速整合是应对扩大开放影响的最有效途径。这种整合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大开大合”，是对既有一些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彻底改革。
概括起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加快国有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进程是第一要务，要通过顶层设计，破解中国种业研发和推广脱钩的历史积弊；
第三，坚持以先正达为核心，开展种业的市场化整合，最终推出中国的“种业航母”，把种业安全牢牢掌握在中国种子企业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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